《道德经》第一章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胃。玄之又玄，众眇之门。

【注解】

道是可以描述的，那么它就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名也是可以说出来的，但也不是从来不变的。这句话主要是就我们所看到的事物而言，每一个事物本身的规律是可以被总结和发现的，但事物是会自然演化而时时刻刻都在变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一个方面或者一个阶段的规律；就一个事物的名字而言，它本身是没有名字的，是人赋予它特殊的称呼，作为分析事物规律和手段，由于它自身也会变化，因此它的名字也是会变的。因此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我们以经济学为例：经济学是一切价值交换规律的科学。它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交换的规律研究学科。现代经济学者认为，经济学是从1776年亚当斯密写出《国富论》开始的。但是经济在之前也是存在，只是没有被这样表述出来而已。也就是说经济学是从交换中抽象产生的。这就是无名万物之始，即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有基础的，但实际上它是本来就存在的，只是没有被抽象出来。而在中国[西汉] 公元前81年-9年 桓宽著《盐铁论》，从内容上来说也是一部与经济学相关的巨著。从两者中我们能看到一些相似的观点。当我们有了经济学之后，我们可以形成很多与之相关的学科，例如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这就是有名万物之母，即一切的事物都从一个出发点发展而来的。

因此当我们不需要将一个事物抽离出来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事物的每一个部分，那么就没有边界；当我们需要一个事物时我们就将它抽离出来，那么它就是有边界的。显然经济学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之所以需要独立出来是因为我们需要利用它去做一些事情，用于指导生产生活。这个时候它就从无界变成有界的。但这种界限是人为划出来的，是为了便利地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我们的一切的概念都是这样来的。再例如沙子，过去最多作为建筑材料，而如今已经成为现在信息科学与材料科学的重要物质组成。在古代我们发现石头能长久保存，那么就被用来做材料，比如做石斧、桥、房子……后来发现了这种东西具有的其他特性，又将他发展为单片机、芯片、光缆……沙子作为每一种用途的时候都有它们各自的特性在其中，是可以被描述出来的；而它们又因为作用不同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但名字又各不相同。没有这些用途的时候沙子就已经存在了，这是所有这些东西被发明出来的基础，也就是开始；当它被发现各种特性而有各种用途的时候，它就成为所有此类事物的本源。当它作为芯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只作为芯片的用途和规律，这是界限；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那么它就只是一堆沙子。再比如一把刀，有时可以作为厨具，有时可以作为防身利器。

那么我们就很好理解最后一句了。但也是被理解最多样的一句，甚至将《老子》贴了“玄学”的标签。再以沙子为例，石头和芯片的同表示本源相同，当它们一起来看时，那么就能说明沙子的作用又扩大了一点，那么就越来越能够了解沙子的用途了，就越来越接近沙子的本质了。所谓玄就是接近的意思，说明用途被无限扩展，越来越认识深刻了。当这个用途无限被开发时，那么就是无限接近本质的时候，那么就会有更加广泛的作用。这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玄之又玄”可以用微分而无限接近的思想来思考，它就是无限接近本质的过程，本质规律就是“道”，本质存在就是“名”；统称为“道”。它们是共存的。在西方哲学中称为“存在”。那么一切的奥妙就在“玄”门之中，即既追根求源，又博览大观。

可以发现的是，一个东西的作用关键在于特性和规律的存在认识。因此元素周期律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基石。而中国古代部分时间特别是先秦以前是重视合与分的，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文化和科技方面遥遥领先，只是后来逐渐只重视合，一切的认识都变得形而上学，恰恰是中国近现代科技落后的本质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哲学家和实干家反对形而上学。实际上形而上学对于现实的意义也是相当大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缺少了对于器的利用，自然会被着力发展器的一方打败。当然了，它和政治环境也是息息相关的，“愚民”是中国历代政治都没有逃离的思想，但是这个“锅”不应该老子背，以后我们会明白这一点。清朝在史学界被称为“中央集权”的顶峰，对于这一点我是存疑的。关于清朝的政治体制我是这样认识的：它源于北方游牧民族，有一些农奴制的保留；又在中原学习了一些中央集权的思想；到了入关以后，则在意识形态上有一部分奴隶制的味道。这些我们尽可以从史料中发现这些事实：八旗制度在整个清朝从没有消失，其他民族的人民在八旗制下被控制，一向视人命如草芥。八旗主要是满蒙汉把持，但是这汉八旗多数是一群毕恭毕敬的奴才们，做不了什么主，也干不了什么大事；蒙八旗也是政治联姻的产物；只有满八旗实际掌控着国家权力。试问这样的国家怎么对抗得过资本主义国家，也就不难明白清末百姓给英法联军带路和清朝与民朝的更迭最后阶段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的缘由了。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而所见之处无不是政治制度的彻底落后，如西周和东汉末年。（进一步详细解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后续的文章）。在此还是需要说明一点，现在西方科技在分的路上走得比我们远，但在合的思维上我们是具有优势的。研究中国古典哲学如《老子》这样的经典哲学著作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仅告诉了我们从合到分，还有从分到合；即“大分大合”，实质目的在于“合”而不在“分”。“分”是思考研究规律的辅助，“合”是 发挥最大作用的条件，也是“分”的最终目的。将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要崛起必要走这条路，而西方也已开始在无限分的路上回头。“大一统理论”正是最典型的代表。它最有可能在中华文化思维中得到完善。而《老子》的其他章节则是对此的举例论证，揭示了其中利弊，并告诉我们最好的处理方式。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